“从事山水研究二十余年，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员工。我用脚步丈量历史，奔走于五区五县，只是想在变化巨大的今天给徐州文史留下一点文化传承，《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果能把掌握的知识回馈于社会和传授给他人，让这些在学习和考察之中得出的结论为城市规划、建设、文化发展等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撑岂不更好？”被美誉为“于霞客”的于克南先生如是说。

于克南先生长期致力于徐州古方志和山水文化研究，通过实地探访，力图打开尘封的历史，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并予以宣传和普及。提到山水研究与他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于先生这样回答：“开始时与工作有联系，我在城市建设部门工作十余年，参与过三环路、中山路、市县一级路等三十余条道路的新建和拓宽，也参与过地下工程的施工，工程施工中多次遇到过古迹，如参与奎河顶管工程时遇到过徐州南门吊桥平台，其以青砖砌筑，高达十余米。这些古迹开启了我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的欲望，之后就对像地方志这样的古籍产生了浓厚兴趣，再后来发展为纯粹的业余爱好。”

谈及研究成果，于克南先生如数家珍，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文章，“市文联每年统计发表量，所以我得到了一个汇总，我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了109篇相关文章，其中《徐州市地名中的谐音与雅化例考》《丰县东华山厚重的文化底蕴》《小金山五个名字的由来》等4篇文章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收录。这100余篇文章有30余万字。除此之外，我仍有20余万字随笔没有发表。这些未发表的随笔，其中一些已被我发布在‘徐州山水’个人公众号上。”

于先生对学术的热忱着实令人钦佩，这些年在报刊、网络媒体发表了很多的文章，针对将它们集合出版专著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三年前，市政协文史委派黄小葵和我签订了出书协议，但后来我自认为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肤浅、自身文笔不够，就没有按时交付书稿。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发表八十万字后再结集出版，这样能够从中挑选一部分有质量的稿件，因此多年来对出书没有多大的欲望。今年市政协文史委宋余东主任找到我，与我展开交流。目前，《徐州山水》一书和《徐州园林》《徐州古建》《徐州书画》等已纳入2022-2023年“品读徐州”人文读本编撰计划。我准备今年八月按时交付《徐州山水》的初稿。”先生回答道。

于克南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律系，这段学习经历对他之后走上工作岗位以及从事徐州地方文史研究带来的帮助，他也是津津乐道。在研究方法上，于克南先生多是采用实证的方法，结合史料记载和实际探访进行的系统研究，然后汇总、补充和总结。在选题上，他多采用涉及区域广泛、自成体系的课题，如徐州古驿道、古井名泉、古村落等系列课题。他认为有了目标才能促进更有深度的研究。而在治学品格方面，他认为自己的理念受苏轼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比较大，“我基本不参考近40年来相关徐州地理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具有时代色彩，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对历史的态度要实事求是，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因为某些利益关系而歪曲历史。有人说历史就像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我认为，历史往往只挑选自己喜欢的部分拿出来去讲，所以世界哪有什么真相，只有立场罢了。时间地点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还有的是用眼睛看的，还有的是用心看的，结论肯定大相径庭。”

在问到文献资料的真伪以及平时研究所用到的文献资料版本等方面的问题时，他答道：“我做研究时，用到的书基本上都是善本，很少有胡编乱造的书。这十年，我大量使用电子资源，而之前多用古书，自己没有的就问好友借阅或去图书馆浏览。现在研究所使用的参考资料，五分之四都是大数据上面的资源，如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外公布的史料，这些几乎很少不是善本。如对苏轼诗词的研究，我基本上用的工具书是宋版《苏轼集》，其相比较明清时期刊刻的《苏轼集》具有多方面的优点，后者多多少少存在刊刻错误或把具有史料价值的诗序部分去掉了等问题。碑文最好自己亲自翻译，我曾经遇到过他人翻译错误的情况，如照抄不误，看似省事，其实是以讹传讹，因此应把亲力亲为作为治学原则来对待。”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于先生与相关文化组织与单位的联系也逐渐密切。“这些年，我和徐州市文史委、市文史办、铜山区文史委等相关机构和协会多有合作，如我于2018年应市政协邀请参与撰写《江苏名片》，于2019年应邀参与编写《徐州市政协志》，曾被徐州市地名协会选为理事、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特聘为研究员、徐州市徐国文化研究会特聘为首席研究专家等。这些机构和协会在徐州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于徐州山水文化的宣传，于克南先生表示这个过程颇为坎坷。先生这样同我们说到，“这个有困难，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文化壁垒是第一大困难。以前我去县里考察，会先知会文史界朋友，但后来就很少麻烦他们，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往往把地方文化罩上一层厚厚的感情色彩，容不得别人的见解。交通也是一个困难，近处可以坐公交加步行，远处要让爱人开车相伴，万一爱人有事，考察计划有时会落空。考察所需经费是一笔大开销，去远地考察一次两次无所谓，次数多了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像去睢宁、新沂、丰县等偏远地方考察，一天考察的油费、午餐、高速费等少说也要300元。但这些都阻挡不了我实地考察的步伐，实地考察的意义在于更准确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而揭示其本质，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获得大量参考资料也是一大困难，没有广泛的阅读，对历史的认识就不会深刻，结论深浅可想而知。”

在出游考察中，于先生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们因爱好而聚，又不为名利所羁。这里面既有八十多岁的老学者，如市人大原秘书长王大勤先生，也有爱好学识的年轻人，如图书馆的馆员张菲菲先生，他们之间无话不说，资源共享。当然，文史因出现抢夺文化资源现象、个人观点偏颇等问题而形成的文化壁垒也是存在的。可是于先生不图名利，不因地域观念而添加滤镜色彩，力求考察严格，尽力解读准确，力争宣传广泛，得到了徐州文史界一致好评。他被云龙书院邀请登台演讲，多次被铜山县、邳州市、丰县等旅游和文化局邀请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在先生的影响下，彭城晚报开设“都城秘境”专栏，经济开发区图书馆开设“于霞客说徐州”系列讲座，三年来，他辅导风化街小学和铜山区三堡中心小学成功荣获省级特色小学称号。

想要了解徐州历史文化，应当从何入手？读哪些书比较好？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是哪些？对于这些疑惑，于克南先生也耐心地为我们作了解答。“如果对徐州历史文化进行推广，我们能拿出来的至少有‘十六张名片’，徐国文化名片、彭祖文化名片、楚汉文化名片等等。要想把这些名片读得透彻，不妨翻翻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如果只研究历史地理，还是要坚持以地方志为主、其它史料为辅的原则。因为地方志是一地的百科全书，它的记载更详细更有连贯性。”

说起他这几十年来的“徐州记忆”，于先生更是娓娓道来，向我们展示了徐州的沧海桑田。“刚解放时徐州市区人口不足20万，现在市区人口已超出200万，随着人口增加，城市文化有了长足发展，老城区的风土人情呈现出多元化特色，文化土壤变化越来越快，两汉文化、苏轼文化、彭祖文化等越来越受到重视。”

对于小众历史遗迹的保护开发与徐州文旅的发展，于克南先生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彭城晚报给我开设了小众历史景点的专栏，已经介绍了九处，如汉王镇白山头、长山石海、大彭山溶洞等，这些景点推出后，受到大家欢迎，推动了自驾游、全域旅游的深入发展。”

在一草一木中，窥见徐州山水的风貌；于一字一句中，记录徐州历史的变迁。于克南先生化兴趣为专业，几十年间投身其中而不觉，为徐州风物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别样的记忆。

作者：中文系实习小组

编辑：展望 徐勤苏

审核：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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